近些年来，《中国诗词大会》等文化节目风靡一时，再度唤起了人们对古典诗词的兴趣。
值得温州人骄傲的是，近百年来，温州在词、曲、诗领域有三位取得突出成就的著名学者：夏承焘、王季思、苏渊雷。
特别是夏承焘先生，被称为现代词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、“一代词宗”。
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。20世纪以前，词学界对词人生平并不重视。夏承焘先生开创词人谱牒之学，一生治词授业，在诗词领域建树颇多，成为蜚声海内外的一代词学宗师。他的《天风阁学词日记》，被现当代著名学者、作家施蛰存称为“半部当代词史”。
夏承焘先生还是著名作家、散文家琦君的恩师，对她的人生和文学创作有很大影响。他教给琦君读书背诗的方法，至今值得借鉴：
“夏师说，书要‘乐读’，不要‘苦读’，要去除‘得失之心’的障碍，随意浏览，贵在领悟，不必强记。古诗词也不要死记硬背，一心纯在欣赏。书读到会心之处，书中人会伸手与你相握。”
出生在谢池巷的一代词宗
在热闹的五马街边上，闹中取静的登选坊66号，有一座木结构晚清四合院，这里便是夏承焘先生的旧居。
夏承焘（1900—1986），字瞿禅，晚号瞿髯，浙江温州人，出生于城区谢池巷一个普通布商家庭。
夏承焘童年时读过私塾，塾师是黄筱泉先生。著名学者、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之一郑振铎（1898-1958）也同在这个塾馆里就读。夏承焘先生写过一阕《减字木兰花·有怀西谛学兄》，回忆七八岁时一同就学情景：“峥嵘头角，犹记儿时初放学。池草飞霞，梦路还应绕永嘉”。郑振铎字西谛。
1914年，夏承焘报考了由晚清大儒孙诒让创办的温州师范学校。据说当年学校拟录取40人，却有2000余人报考，夏承焘最后以第七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。
温州师范学校时期是夏承焘一生唯一的求学经历。夏承焘在求学时，就萌发了钻研词学的兴趣。他曾写过一阕《如梦令》，一句“鹦鹉，鹦鹉，知否梦中言语”，受到国文老师张棡的赞许，在句旁加了密密的朱圈，给了他极大的鼓励，夏承焘后来回忆:“予学字学词,皆张师(张棡)启之”。
1921年，夏承焘与梅冷生、郑姜门等好友到瓯海道道尹公署拜谒林铁尊先生，从此跟他学词。夏承焘二十来岁就参加了“瓯社”，还和梅冷生、陈仲陶等发起组织了文学团体“慎社”，出版了创作集，被誉为“东瓯七子”之一。这都为他一生研治词学奠定了基础。
从温州师范学校毕业后，夏承焘先后在一些周边学校中小学任教，并在国内其他地方任职。
夏承焘先生词学研究的最大成就在于开创词人谱牒之学。20世纪以前，词学界对词人生平并不重视。30岁前后，夏先生专心致力于词人研究，他完成的《唐宋词人年谱》十种十二家，在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，被赞“十种并行，可代一部词史”、“空前之作”、“今日研究词学，此必为重要参考书之一。”
1930年秋，夏承焘被杭州之江大学校长李培恩聘为国学系讲师，以中等师范学历被聘为大学讲师，除了钱穆、梁漱溟等人外，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还不多见，可见夏承焘在诗词和国学领域造诣之深。
之江大学当时规模并不大，在校生只有五六百人，实行的却是导师制，师资力量雄厚，马叙伦、林汉达、孙贵定、郁达夫、陈植等人也都曾执教于这所大学。
之江大学是夏承焘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起点，其后，他又相继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、浙江大学、浙江师范学院、杭州大学担任教授，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耕耘了近半个世纪。
解放以后，夏承焘曾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兼任研究员，在中国科学院浙江分院语言文学研究室担任主任兼研究员。
1986年5月11日，夏承焘在北京病逝，享年86岁。
做学问全靠下苦功
夏承焘曾说：“我没有什么胜人一筹的天赋，我很笨，‘笨’字从本，‘笨’是我做学问的根本。一个人怕的是不肯下苦功，虚度年华。”
1925年6月，夏承焘回到温州，当时孙诒让先生的“玉海楼”和黄绍箕先生的“蔘绥阁”的藏书都集中珍藏于温州图书馆。夏承焘为了方便读书，甚至将家也搬到图书馆附近，每天都借阅书籍研读，以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。
1927年，夏承焘受聘于严州第九中学出任国文教师。严州是旧称，位于浙江省西部，属钱塘江流域，与杭州、金华、衢州接壤，大致范围在现在的桐庐、淳安及建德一带。
第九中学的前身是严州府书院，夏承焘任教不久就发现了学校的藏书楼，里面藏有许多古书。夏承焘如同探到宝藏一般，课余时间全部用于读书，唐宋词人行迹的笔记、小说以及一些地方志，几乎都被夏承焘涉猎，并录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，为其一生致力于学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他的治学就是从这里起步，而夏承焘先生的成名作《白石歌曲旁谱辨》以及奠定其词学泰斗地位的《唐宋词人年谱》，也都是在这期间完成的。
夏老治学，首在爱憎分明。他的词作，热情歌颂具有民族气节的英雄人物，同时也毫不留情鞭笞了丧失民族气节的无耻之辈。1940年，他的一个旧日朋友投靠汪精卫，曾给他来信说：希你赶快来，汪先生知道你。夏老当即寄去决绝词，其中二句是：待东窗换了颓阳，才许袖罗重把。从此绝不许他再开此口。
夏承焘先生对故乡非常热爱。温州学者徐顺平，曾任职温州医科大学，是中华诗词学会会员、温州诗词学会副会长。他回忆，上世纪60年代在大学任教3年后再到杭州大学古代文学教研室、语言文学研究室学习，夏先生当时正任研究室主任。每当他赴温州度假时，先生总是嘱托看望乡友，探访乡情。夏承焘先生非常关心故乡历史文化的研究继承，鼓励徐顺平好好研究。
承焘先生热爱故乡山水风光，他曾说江心孤屿在于“媚”，雁荡龙湫在于“奇”。1964年7月，送徐顺平回温州时，夏承焘先生亲笔书赠一首诗，深沉地表达了他思乡怀归之情：
金荃兰畹各声雌，谁为吟坛建鼓旗。
约子龙湫雷壑顶，他年归读稼轩词。
与琦君的师生缘：梦路应同绕永嘉
琦君，原名潘希珍，瓯海瞿溪人，生于1917年，一生作品丰富，被认为是一位与冰心齐名的一流散文家，小说《橘子红了》曾被改编为电视剧，引起热烈反响。
琦君是夏承焘先生最得意的高足之一。夏承焘早年在瞿溪执教时，与琦君的父亲是朋友。他曾在诗中提及：“我年十九客瞿溪，正是希真学语时。”其实，琦君本名潘希珍，夏承焘却常以“希真”称之，寓意“希望真实”。
琦君自小由伯父潘鉴宗领养。在琦君的作品里凡是提到的“爸爸”和“妈妈”，指的就是伯父和伯母。潘鉴宗在民国早期是个显赫的人物，21岁中秀才，24岁考入河北保定北洋陆军学堂，辛亥革命时在杭州参与积极筹建旅杭温州同乡会，在温州同杨雨农、刘景晨、黄溯初、吴璧华等一起创办了电灯公司、瓯海医院（今附一医），38岁出任浙江第一师师长，43岁解甲还乡。
琦君在《三更有梦书当枕》一文中，亲切回忆当年在之江大学受夏先生耳提面命的教诲后写道：“如今恩师身在大陆……不知他面对今日大陆河山，清镜中更是怎样一副白发衰颜呢？”抒发了对夏老的无限思念之情。所填《虞美人》一阕：
锦书万里凭谁寄，过尽飞鸿矣。柔肠已断泪难收，总为相思不上最高楼。 梦中应识归来路，梦也了无据。十年往事已模糊，转悔今朝分薄不如无。
夏承焘先生读后甚为动容，填《减字木兰花·寄怀潘希真（琦君）台湾》词云：
因风寄语，舌底翻澜偏羡汝。往事如烟，湖水湖船四十年。吟筑南北，头白京门来卜宅。池草飞霞，梦路应同绕永嘉。
中学毕业后，琦君进入之江大学，成为夏承焘的学生。
在大学期间，夏承焘先生留给她印象极深：一袭青衫，潇潇洒洒，笑容满面，一口字正腔圆的永嘉官话。老师还在课余期间带学生们徜徉于山水之间，在湖光山色中边走边吟诗。所以琦君说：“幽默轻松，平易近人，谦冲慈和是夏师授课的特色。”
琦君一直记得老师交给她的读书方法：书要“乐读”，不要“苦读”，要去除“得失之心”的障碍，随意浏览，贵在领悟，不必强记。古诗词也不要死记硬背，一心纯在欣赏。书读到会心之处，书中人会伸手与你相握。琦君说，“得夏师‘乐读’的启示，培养了读书的兴趣，也增加了写作的信心。”在写作上，她也获得夏承焘先生具体的指点，指出作品贵在“写出流露的真性情”。
抗战期间，浙大内迁龙泉，夏承焘先生在温州避难。当时叶云帆主持永嘉县立中学（今温州二中）校务，意欲请夏承焘先生屈就教职，但因他是词名远播的教授，不敢贸然启口。不料夏承焘先生从友人处得知后，主动向叶云帆表示愿受教职。这段时间，琦君也在家乡，师生两人同时执教于永嘉县立中学。抗战胜利，29岁的琦君还在之江大学担任了夏承焘的助教。
琦君去台湾后，40年间师生之间仍有作品、函札辗转互赠。琦君说，他的片纸只字，我无不一一珍藏，时时捧读。每到一处，必恭敬地捧出，将诗词悬诸壁间，每于愁怀难遣之时，便以夏师微带感伤的乡音，低吟咏诵，感念恩师。他的来信，“每一句话都像名山古刹中的木鱼清磬之音，时时敲击心头，助我领悟人生至理。”
